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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港文学的交流与互动

——写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

周思明

深圳与香港一河之隔。近年来，深圳文学频频“出境”与“出镜”，在香港书展这一建构于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平台上，向来自全球的众多读者一展深圳作家作品风采。历届香港书展上的深圳优秀文学图书展，一般是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。

展览采取图书实物展示、图文喷绘展示、画册介绍的形式，展示深圳文学的最新成果，每届书展会有150位左右作家200多部作品进行展示，每种图书配3-5本，用于销售。深圳作家作品展位占地近20平方米，图文并茂介绍参展深圳作家及其作品，涵盖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、文化批评、新媒体文学、校园文学、影视文学等琳琅满目的各种图书，比如2012年展出包括深圳短小说八大家、邓一光《我是我的神》、杨争光《少年张冲六章》、李兰妮《旷野无人》、陈秉安《大逃港》、涂俏《袁庚传》、吴启泰《涛声依旧》、彭名燕《倾斜至深处》、梅毅帝国真史系列、等深圳知名作家的近年来的代表作品及该年最新作品。

　　近年来，小说赴港展览有《深圳短小说八大家》（邓一光《深圳在北纬22°27'-22°52'》、杨争光《公羊串门》、曹征路《请好人举手》南翔《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》、吴君《二区到六区》、谢宏《我很重要吗》、王十月《开冲床的人》、盛可以《缺乏经验的世界》）邓一光《我是我的神》、杨黎光《园青坊老宅》、杨争光《少年张冲六章》、吴启泰《涛声依旧》、吴君《亲爱的深圳》、彭名燕、孙向学《岭南烟云》、戴斌《打工辞典》、徐东《欧珠的远方》、齐霁《南方，嗨》、丁力《高位出局》、曾楚桥《观生》、吴亚丁《出租之城》、厚圃《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》、俞莉《我的似水年华》、凌春杰《爹的河卡》、李季彬《城市游击》、钟二毛 《我们的怕与爱》、孙向学《仙儿堂》、彭名燕《倾斜至深处》、王丛飚《血路》等出境到香港展出。

　　散文则有王小妮《倾听与诉说》、黄树森主编《深圳九章》、尹昌龙《全球化的烟花》、杨黎光《我们为什么不快乐》、李兰妮《旷野无人：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》、彭名燕《瞬间与永恒》、梁二平《谁在地球的另一边：从古代海图看世界》、邓康延《老课本新阅读》、张若雪《五零后》、严凌君《活成一本书》、摩卡《请你一定要幸福》、刘利《诗经的秘密》王熙远《神巫毛拜陀》、李家淳《慢生活》李家淳《慢生活》、蓝予《心灵的故乡》、王小妮《上课记》等到香港展出。

　　诗歌有刘虹《虹的独唱》、吕贵品《吕贵品诗选集》、冯永杰《大地之歌》、李似弘《最轻的词》、阿翔《小谣曲》、何鸣《诗浅花浓》、丁元《丁元新格律诗选》、旧海棠《平原上的细雨》、王熙远《粤桂诗情》、胡在礼《胡在礼诗歌手抄集》、一回《左右》、李松璋《羽毛飞过青铜墙》、桥《和好人恋爱》、孙夜《我需要的七》、李晃主编《深圳青年诗选》、范明《听雨集》、从容《隐秘的莲花》、江冠宇《深圳物语》、张尔《乌有栈》、谢湘南《过敏史》、刘永新《我的玖歌》、李双鱼《豆蔻》等到香港展示。

　　报告文学乃有蒋巍、徐华《丛飞震撼》、滕叙兖《哈军工传》、涂俏《袁庚传》、杨黎光《中山路》、彭名燕、娄荔《从清华园到深圳湾》、刘元举《城市·大演奏厅》、张黎明《解码边纵》、杨宏海《我与深圳文化》、熊君慧《我的1980：深圳特区民间叙事》、易新农、夏和顺《容庚传》、段亚兵《文化深圳》.萧相风《词典：南方工业生活》等展出。

　　文化/文学批评有《深圳十大观念》、周思明《全球化视野与新都市语境：深圳文学30年论稿》、章必功、南翔主编《都市文学新景观：深圳作家作品研究》、杨宏海主编《打工文学备忘录》、汤奇云《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史论》、于爱成《新文学与旧传统》、侯军《文化目光：点线面》、王素霞《新颖的“狈翱痴贰尝”》、谢晓霞《&濒迟;小说月报&驳迟;1910～1920：商业、文化与未完成的现代性》、杨立青《“先锋”书写与“个人”想象》、艺衡《文化主权与国家文化软实力》等展出。

　　新媒体文学有莱耳主编《诗生活年选》、成君忆《水煮三国》、红娘子《红缎》、贾志刚《说春秋之齐楚崛起》、摩卡《情断西藏》、雾满拦江《明朝其实很有趣儿》、陈斯园《重读红楼：一代春娇寂寞》、西西《深圳没有金丝鸟》、梅毅 “帝国真史”系列。

　　儿童文学有林培源《锦葵》、袁博《大漠落日一个鸵鸟家族的故事》、苏曼华《霍利与辣妹》、武亦文《绿》、韩淑娴《带不走青山绿水》、李墨白《碑痕》、李雅滨《时光祭》、张秀娟《每个孩子都会长大》、柳石磊《我的同桌是美眉》、谢然《我好想再遇见你》、双子星罗《第一辩手Ⅲ草场风云录》等作品在香港展出。经由如此“出境”与“出镜”活动，对于促进深港两地文学的繁荣与发展，无疑起到了良好的作用。

　　事实上，并非深圳文学单方面的出境，深港两地的文学交流很早就开始了。上世纪80年代，香港作家潘耀明先生在香港叁联书店工作时，就曾带白先勇等港台作家到深圳交流。他发现，一批批有代表性的港台作家都是率先通过深圳走向内地。香港艺发局蔡益怀先生也提到，深港两地文学在城市化、移民文学上有很多共通之处，恰好这也是两地文学合作的支点。潘耀明和蔡益怀都认为，基于这个支点，两地有很多项目和延伸活动，都可以在以后逐渐具体化。

　　深港两地共谋文学繁荣，在文学节、研讨、会议、采风、出版等多方面进行合作，形成一个交流机制。深港两地共谋文学的繁荣，意义重大。深圳与香港在文学上的交流日益密切，非常频繁，来往也很方便，两地的文化交流完全可以更活跃，包括创作、出版、评论、推广、交流等多样化的文学活动。其间，香港是一个有利的窗口，如何利用好这个窗口推广深圳乃至整个内地文学，值得深入思考。而香港的文学活动，也可以拿到深圳去做，这对香港文学也是极为有利的宣传。两地文学活动的举办可以常规化，香港作家联会也希望与深圳市作协、深圳大学有更多的合作。时至今日，香港仍然没有一本香港人写的香港文学史，反倒是内地学者写的。有香港作家提出，香港文学不能只讲香港，也应囊括香港与外面的联系与影响，比如有些内地作家来了香港又去了外地，还有香港包装出版的内地作家的书转销到东南亚、台湾等。

　　香港是老牌资本主义文明城市，深圳是新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。香港和深圳，一个老城市，一个新城市，一是世界型城市，一是世界型诉求城市。所有这些关系，决定了这两座城市在文学上是有相互依存基础的，这就决定了两地文学交流的可能性。另外，香港文学和内地文学的民间互动特别明显，不少香港作家和内地作家关系都非常熟络和频繁，深港作家之间的来往过去几十年间是非常多的。对此，笔者有着深切体验。但说实话，深圳、香港作家之间更大范围的民间来往还不够多。换言之，文学上的民间往来乃是两地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从文学作品出版的层面看，深港两地的出版社对两地作家作品出版的历史，彰显了出版环节对两地文学交流的重要性。深港两地在文学上有很多一致的东西，但文学形态又是多样的、本土化的。两地都是特区，也都是移民城市，移民的特质就是移植，也是学习、交流的过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