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青春岁月
孙向科
1956年8月，我来到这个世界。父亲是南下干部，母亲却是地主的女儿。1967年父亲突然病逝，第二年，母亲就被当成了专政对象。这一年年底，我小学毕业，意料中我被挡在中学大门外。直到母亲冒死给县领导写信，以我是南下干部的后代苦苦陈情，我才在开学那天拿到了录取通知书。
1969年底，更大的灾难向我们袭来。母亲被逼疯了，却被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监狱长达半年。那段日子，我在中学不敢回家，弟弟则被当地一位善良的老人收留。
我写过几次加入红卫兵的申请书，但每次都是名在孙山外。母亲入狱之后，我在班里也被批斗。后来，母亲出狱，在一个茶场劳动锻炼，半年后在那里当会计。我就到那边读高中，此时我依然没法加入红卫兵，也不是校文艺宣传队队员。
1974年春节，县里举办农村青年文艺会演，我编写和自导自演的小话剧《一百个放心》被评为优秀节目，后来又参加了地区的文艺会演。这一年5月，我和几位插友被抽调到县剧团参加第一期文艺培训，后来便被留在了县剧团。
那时我们很刻苦，每天练功结束后，我们的发梢都能挤出汗水来。最辛苦是突击排练舞剧《沂蒙颂》，我们的脚都受伤化脓，血从足尖的铁片中渗了出来，就这样滴到排练场的地板上。
当时文艺单位要求一专多能，所以，我们既练民族舞也练芭蕾舞还练戏剧戏曲，每个学员还要练一样乐器。开始我练月琴，后来改学中阮。当然，我还继续写剧本写歌词。
当时我们的演出任务很重，每年100多场，上山要上到顶，下乡要下到边。我们那个县地处云贵高原边缘，山高坡陡，每天要走六七个小时。往往走到最后几天，我们都是咬着牙数着脚步来走的。如果半路遇到雷雨，连躲的地方都没有。我们的被子都是用桐油布打的背包，油布用久了漏水， 好几次我蜷在湿被子里怎么也睡不着。
如果是抢收抢种季节，我们就白天下地劳动，晚上演出，劳动量比贫下中农还大。记得当时有些老农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而我们演完后还要走很远的路回到住地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农民很苦。我们下乡都是农民有什么我们就吃什么。印象最深的是到一个叫后龙的瑶族村，那里缺水，房东大嫂把菜从地里拔出来，往脚上拍几下打掉泥块，拧成几段就往锅里扔，看得我瞠目结舌。没有油，就把火麻籽舂碎了扔进水里当油。结果吃起来又是泥沙又是火麻籽，不知是吞进去还是吐出来好。
缺水是普遍现象，那里的农民都挖塘来蓄水。那水长满幼蚊又黄又绿，煮饭洗菜还都用它。农村没有冲凉房，我们经常是提个桶、端个盆打了冷水钻进树丛里洗。山坑水极凉，我们照洗不误。就有老团员警告我们，说以后你们会倒霉的。果然，现在一到阴雨天我就全身说不出的难受。
到县剧团后，我交了两次入团申请。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，没有下落。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，我们排练中途回房休息，我刚拧开收音机，就听到哀乐，当听到“……沉痛宣告……毛泽东……”我自己便失控地跳出门大哭说毛主席去世了。当时有人差点把我摁到地下抓起来，再一听才也失声痛哭。
当晚，在没有任何人提醒的情况下，我写下了第3份入团申请书。虽然我的真挚感情后来在全县大会上得到表扬，但申请还是石沉大海。因为我的母亲精神病再次发作，也再次被当成了现行反革命。
1977年底恢复高考，我过了广西大学分数线。但据教育局同情我的老师透露，我的档案连送都没送上去。
那段时间我真的很迷惘，条条路都被堵死，我不知道自己的希望在哪里。那年清明，我自己去给父亲扫墓，想到我们这个家的处境，我哭得昏死过去。
我在那个县生活了15年。回首往事，我也有许许多多的好人要感谢。比如1977年高考后我去体检，在亲属一栏的政治表现上违心地写上"母亲是现行反革命"。那位医生一把夺过笔来，一边划掉一边说："什么现行反革命！你母亲就是精神分裂症！"
1979年，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，我受到鼓励，给县委写信并在假期参与寻找母亲，终于把母亲送进广西精神病院，我和弟弟才有了一年安心读书的日子。
父亲去世后，父亲的家人在经济和精神上给过我们支援。1980年暑假，我们流散几处的孙家人终于团聚了！
回程时我和弟弟在北京住了几天，站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上我们感慨万千。如果不是党及时纠正了错误，我们这对昔日人人可以作践的“狗崽子”，怎么可能站在这里。
在百色地区师范学校，我还收获了我的爱情。毕业后，我们一齐分到了广西的重点高中——百色高中。为了不让母亲再受任何刺激，我一毕业就结婚，把母亲接到了身边。没想到在我26岁生日的那个深夜，母亲却永远地走了。
11年任教，我患了严重的职业病——咽喉炎和支气管炎。一到季节交替，就发作却因抗药而很难治愈。1988年，弟弟到深圳发展。1993年初，我也过来了，改行，在深圳重新起航。
这就是我的青春岁月。它有苦涩，也有甘甜；它有屈辱，也有光荣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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